社交网络的未来：互联网真正影响传统世界 (2)

　　当网络社交在沟通成本这边撤掉了一块砖的时候，整个商业世界必将为之倾斜。

　　杜晨 李黎/文

　　人类学家很早就了解到，世界上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从亚马逊流域的猎人兼采集者，到非洲的牧人———都拥有类似的社会模式。例如，人们都按照若干层“圈子”来组织自己的人际关系：最近的圈子被称作“死党”，他们称得上是真正的朋友，在最紧要的关头，他们会毫不犹豫地拉你一把。在真正的朋友以外的圈子是有某种“特殊联系”的意气相投者，这类人你也以朋友相称，他们会帮助你，但是他们会衡量最高成本是多少。而最外面的圈子——“熟人”人数更多当然联系也更为松散，他们也可以帮你，但是他们要考虑最低收益是多少。

　　对于所有人来说，“死党”、“朋友”、“熟人”的圈子是有极限的。比如万通董事局主席冯仑在他的《野蛮生长》一书中坦言这辈子的社交圈子总共超不过70人。

　　人们都知道朋友多了好办事，但是最终却只能有很有限的社交圈子，这是为什么？社交的成本自然是关键。你需要投入时间、金钱甚至感情去社交，所以如果有办法让你至少可以在时间和金钱层次降低社交的成本，那人们自然会乐此不疲。

　　简单来说，网络社交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有的社交模式也正在快速的变革，其结果就是我们可以打保票，如果熟人的概念可以延伸到网络上，不再以握过手和知道真名实姓来定义，那么冯仑的孩子的社交圈子肯定比他多。

　　当然，社交的未来不仅仅意味着个体社交圈子的数量变化，因为个体的变化必然带来社会各级组织形态的变异。

　　越来越模糊的组织边界

　　新东方在线的运营总监潘欣自2000年在互联网泡BBS以来，社交圈正在快速膨胀。在中国的几个主流的社交网站中，潘欣都是其中的活跃人物。在校内网他有约150个好友，在海内上他有超过340个好友，这些虚拟空间中的朋友很多都是现实朋友的延伸。

　　真正吸引潘欣的是交流沟通成本的降低。沙龙、俱乐部、舞会、酒会等形式都是不断演进着的社交方式，但是自始至终没法改变的就是高成本和低效率。但是，互联网却提供了这样一种低成本、无地域沟通的可能，潘欣和朋友的交流再也不需要现实的空间和整块的时间，他只要去别人的空间和博客留言或是发一封邮件就行。

　　虽然潘欣还是坚持着“三圈理论”，核心的还是那些在现实中的朋友。不过，潘欣承认即便是外层关系圈的“低成本延展”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实际上，人类社会主要就是由无数外层关系圈组成，这个圈子很多时候是以某种组织的形态出现的，比如社团，再比如企业，而新的社交方式正在让这些组织的形态产生变化。

　　今天，当某些社会新闻中的个体在猫扑的论坛中引起争议时，就会有人倡议“呼唤人肉搜索”将相关人的资料全部查出公开在网络上，参与“人肉搜索”的大都是相互间不认识的个体，他们可能不在同一个城市，但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进行同一项工作。对他们来说体验侦探的快感和偷窥到别人隐私的莫名兴奋感和成就感是支撑他们完成这个工作的原始动力。很多时候，他们关注的不是事件本身的具体意义，而是关注自己将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在网络上引发出的漩涡效应会有多大。

　　通常，这些“人肉搜索”的效率都相当的高，而且配合默契，他们就像是一支爵士乐团，每个人都在即兴发挥着自己的才能，最后却得出一个让他们满意的结果。这种中国的“人肉搜索”就是维基式的大规模协作，只不过在娱乐化的中国互联网里通过这种形式表现了出来。

　　未来的网络社交其实可以通过有效的引导将这种娱乐化的、恶作剧式的大规模协作以正向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周鸿祎在做的360安全卫士，就想依靠社区的力量让社区中的个体充当木马病毒的侦查员，以群体的智慧来与病毒做战。

　　“我们是在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群防群治。”周鸿祎认为要让个体组成大规模的协作型组织，就必须将自己做成一个社区，在这个社区中让所有的成员都减小相互之间的沟通成本，最为重要的是让他们能够形成一个共同的理念和价值观，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不计报酬地为某个事业奉献出自己的智慧和能力。

　　网络社交带来的低成本大规模协作改变了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的变化同样也可以推演到组织与组织之间。因为，透过更低的沟通成本和更高的沟通效率，若干个社群与组织的联系也有变化的可能。

　　最近的例子是，Facebook等社交网站的底层代码语言PHP，由于更适合超大型网站的底层构架，随着Facebook的崛起获得了更高的重视，但PHP程序员比Java程序员少，技术出身的康盛创想科技公司CEO戴志康就发起了PHPChina社区，利用社交网络的力量聚集优秀的PHP工程师，也为自己的公司发掘人才。社交网络实际上已经成为技术创新的最新的组织方式。

　　这种现象在“很不IT”的传统行业也在出现。目前正在快速扩张的服装零售公司ITAT，他们通过透明的互联网及IT系统将大量的服装供应商、地产商联系起来，并用分账的方式与他们共享利益。虽然这种模式中分享利益是关键，但是如果没有透明和低成本的沟通方式(开放的IT平台)，一群在资本上不相干，交情上不算深的企业也不可能走到一起来做生意。

　　其实ITAT与供应商及地产商就是通过新的“企业间社交”形成了一个透明开放的社区， 这种通过透明、分享的社区方式使得作为组织者的ITAT在两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开了近800家门店，成为了全世界扩张最快的连锁集团——虽然他的背后靠的是一大群“外圈朋友”。

　　与周鸿祎通过相同价值观塑造的不计回报的“内圈朋友”不同，维系这些朋友的是ITAT能够用最低沟通成本，让人家算清楚收益的开放的信息平台。

　　说到底，人类学家的“圈子理论”在人类的企业身上同样适用。